一、 正視保護動物為防制犯罪的重要環節

國外犯罪防治學者19世紀初期就開始針對犯罪者進行研究，研究發現，很多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會對家庭動物進行虐待，而家庭動物的虐待也常常成為施暴者進一步進行暴力的契機，在許多情況下，家庭暴力和動物虐待是同時發生的，施虐者透過虐待家庭動物作為威脅或控制受害者的手段。

雖說虐待動物並不一定與犯罪畫上等號，但是相關研究表明，虐待動物是一種警示信號，表明個體可能有犯罪傾向，反映出施虐者具有攻擊性、冷酷無情等特徵，虐待動物是犯罪行為的練習，預示著施虐者會將暴力行為擴展到其他目標上，例如家庭暴力、虐待兒童、或其他暴力行為等，如2021年轟動全國的【茶茶案】，黎嫌也對同居女友有身心上的虐待。另外，虐待動物是因對動物施虐，以達到釋放情緒、消除壓力，達到增加自尊心等目的，如2015年陳皓揚就是透過虐殺街貓，抒發課業上的壓力

二、 動保稽查員職能職權不足，無法有效執法

動物虐待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法律和執法角度進行。目前台灣雖已經制定禁止騷擾、虐待動物，但根據農委會統計：2018至2020近三年間，虐待動物通報案件總計有6,462件，最後依「動物保護法」處罰鍰及判刑的只有161件，定罪率僅2.5%，案件率低落的原因不外乎，法條法規定義模糊、法條文字與體系間扦格矛盾、動檢員人力不足，且未具有司法調查權與偵查專業為缺乏執法力量，使執行動保任務無完整之法制權威，多遇阻礙、動保案件舉證困難，案件多半發生在私領域或是人煙稀少無監控地域，以致動保案成案、定罪率如此低落。

三、 動保法升級，落實犯罪防治

諸多案件再再顯示虐待動物就是指向潛在問題的信號，目前僅針對加重虐殺動物者的處遇（刑期、罰金、輔導與賠償），賠錢對預防再犯的效力是非常低的之外，也無法處理舉證困難或量刑過低等問題，如何簡化條文上扦格矛盾之處，提升動檢員稽查的範圍及執法效能，農政主管機關能沒入危難動物的裁量權、告訴權，發現虐待行為後，增加強制安置被施虐動物、施虐者被判刑後新增接受認知教育輔導、暴力防治輔導及其他輔導等，將動物保護其納入到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的整體考慮中。